新发现的“李鸿章碑”高 176 厘米、宽 65 厘米、厚 22 厘米。据南铺村民王海臣回忆，早在“文革”之前，这块碑便已不在河堤之上，至于它如何辗转来到漳爷庙，已然成为一段难以追溯的历史谜团。1963 年，漳爷庙拆除后建起了水利楼，这块碑便沦为门口的台阶，遭受风雨侵蚀与人来人往的践踏，可谓“饱经沧桑”，如今碑上 85%以上的文字已然磨损殆尽，如同被岁月尘封的记忆，模糊难辨。

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打拓片

上篇中，我将鸡泽赵延平先生整理的“鸡泽李鸿章碑”原文公之于众，特别提及曲周与鸡泽两块碑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落款之处。由于曲周这块碑损毁严重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，费尽周折才分辨出曲周几位官员的名字，具体如下：

同知衔，署广平府曲周县知县，李应培；

四品衔知府用，候补同知，唐应驹；

署曲周汛把，杜斌；

承办。

在此，有三点需加以说明：其一，经查阅《民国曲周县志》，李应培于光绪十七年任曲周知县，此碑立于光绪十八年五月，时间脉络清晰可循；其二，关于唐应驹，在鸡泽碑上其职务为“提调：四品衔候补同知唐应驹”，鸡泽碑落款时间为光绪十八年六月，相较曲周碑晚了一个月，两块碑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宛如历史长河中交织的丝线；其三，“汛把”即“汛把总”，乃是清代七品武官，主要负责汛地的驻防与治安管理。这“汛”，作为军事单位，大抵相当于今天的团，在历史的军事架构中有着独特的地位。

滏阳河永年、曲周交界处九曲十八弯

发现这块“李鸿章碑”意义非凡，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信息，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，缓缓展开。李鸿章在光绪十八年（1892 年）对滏阳河流域实施的治理工程及配套管理措施，无疑是晚清时期水利治理的典型范例，具有多重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彼时，滏阳河沿岸的鸡泽、曲周等地，可谓“水患频仍”。河道狭窄，堤坝破损不堪，每至汛期，洪水肆虐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加之农民为求一时之利，肆意抢占河堤耕种，上下游之间争水截流现象愈演愈烈，导致土地纠纷与灌溉矛盾日益激化，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稳定与民生福祉。

滏阳河支漳河从曲周城中心穿过

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李鸿章当机立断，批准邯郸、永年、曲周、鸡泽、平乡、任县六县联合开展疏浚河道工程。此次工程规模宏大，疏浚河道长达 138.75 公里，同时修建桥梁 6 座，总耗资白银 3.3 万两。工程重点聚焦于拓宽河道、加固堤防，旨在大幅提升行洪能力，如同为滏阳河铸就一道坚固的防线。
不仅如此，李鸿章还通过《滏阳河严禁占耕私筑事公文》立碑晓谕，明确诸多禁令：严禁侵占河堤耕种或私设水闸，以保障河道的顺畅通行；规定各县水闸按统一期限启闭，做到有条不紊；按耕地远近、高低分时段灌溉，如近地夜间用水，远地白天用水，力求水资源分配合理公正。这些举措，为当时混乱的水利管理局面指明了方向。

1987年县城段的滏阳河

河道疏浚之后，滏阳河的过洪能力显著提升，犹如脱胎换骨，重新焕发生机。从民生角度审视，此乃保障民众根本利益的“济世良方”。滏阳河，作为沿岸百姓赖以生存的水利命脉，其通畅与否直接关系到农田灌溉。占耕私筑之举，无异于“釜底抽薪”，破坏河道正常水流，致使农田缺水，农作物生长受限，百姓生计岌岌可危。而此公文严禁这些短视行为，确保了水资源的合理分配，犹如“春风化雨”，滋润着沿岸的农田，有力地保障了农业生产，稳稳地护住了百姓的“饭碗”。
在水利工程维护方面，该公文亦展现出长远的战略眼光。占耕私筑不仅阻碍水流，还会导致河道淤积，如同“积羽沉舟”，使行洪能力逐渐降低。一旦洪水汹涌来袭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李鸿章的这一公文，犹如“定海神针”，对保护水利设施、维持河道功能完整性起到了关键作用，有效减少了水患发生的潜在风险，为沿岸地区撑起了一把安全的保护伞。

“李鸿章碑”局部

从行政管理角度深入剖析，它充分体现了清政府对地方事务的有效管理。通过明确规定禁止占耕私筑，为地方官员提供了清晰明确的执法依据，使他们在处理水利事务时能够“有章可循”，大大加强了对水利事务的管控力度。这不仅有助于树立政府权威，更对规范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，宛如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棋局中落下了关键一子。
诚然，这份公文虽在当时有着积极且重要的影响，但在晚清那个积弊重重、大厦将倾的大环境下，其执行效果或许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干扰，犹如逆水行舟，困难重重。然而，它依然不失为一份心系地方发展、百姓生活的重要行政指令，为后人研究晚清水利管理和社会治理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，宛如一座历史的宝库，等待着我们去深入挖掘其中的价值。